劉慈欣談虛擬現實 讓人類文明變得越來越內向

離開這個地球或許并不那么容易，你要進行精確的計算，最后的結論可能依然是：只送大腦。”這是小說《三體》中的一段情節。從山西陽泉到半人馬阿爾法星，僅僅隔著一個劉慈欣。

2014年，劉慈欣獲得了華語科幻星云獎。他在導演的逼迫下穿上西裝走了紅毯，跟這一屆星云獎的贊助客戶坐在一起討論被過度闡釋的黑暗森林法則，簽售時間超過預定時長的一倍，還在飛機上寫了人生中第一部話劇《三體外傳》。同一個11月，《三體》第一部英文版由美國老牌科幻雜志社Tor出版發行。再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的作品進入了美國那個更老牌的星云獎提名，改編電影開始進行大力宣傳。每天都有劉慈欣的新聞：《三體》入圍星云獎了，《三體》的改編電影開機了，成為騰訊移動游戲的想象力架構師了。

2015年，北京時間8月23日下午1時，第73屆雨果獎在華盛頓州斯波坎會議中心頒布，劉慈欣憑借科幻小說《三體》獲得了最佳長篇故事獎，成為第一個獲得雨果獎的亞洲人。西方科幻界的巨頭第一次把目光注目中國，連IP改編大贏家、《冰與火之歌》的作者喬治· 馬丁都說“I kindly liked ThreeBody(三體)”。

多年來的努力形成潮水，科幻作家終于進入了大眾的視野。

單從時態來講，科幻這種文體講述的是即將到來的未來故事，科幻作家扮演成預言者的角色——不幸的是從未真正成功。但當下，衡量一個科幻作家是否在書寫真正成功的故事，功利的角度則是看“改編IP”。

這一切，在七年前出版《三體》時，劉慈欣都沒有想過。在IP概念還未被熱炒的時候，有人來買《三體》的電影改編權，就便宜賣了。他成為華語科幻圈第一個享受到創造IP帶來的收益、同時也被IP浪潮裹挾著前進的人。他上網只看新聞，不會與網友互動，但開始在三體社區參與微訪談。這是一份必須完成的工作，參與三體電影，合同里面規定的。

熟悉劉慈欣的人都叫他“大劉”。平時的白天，大劉應付雜事，處理家事和工作，晚上寫作，但最近也沒怎么寫。很多時間在讀書，什么都讀，多是與科學、歷史有關的書。比如現在正在看的契訶夫《薩哈林旅行記》，手邊放著保羅· 巴奇加盧皮《拆船工》，還有一些《世界為什么存在》之類的原版書。而采訪則安排在深夜十點之后。現在采訪很多，作為工作的一部分他無法拒絕，但記者們“來來去去就那么幾個問題”。

劉慈欣說，把科幻作家視為科技預言者是可笑的。但這一群人分明是某一平行宇宙、或是某一未來，可能性的創造者。縱覽時間的長度與空間的廣度，他們的大腦為讀者拓展了無限疆域。科幻作家試圖描繪一些影響到整個人類的突變，但也許他們的“腦洞”本身就是一種突變。

科幻的腦洞來自哪里?將銀河系室女座懸臂二維化的想法是如何萌芽的?

對劉慈欣而言，太空電影或許正是開啟腦洞的催化劑。他從童年開始緩慢地回憶，一個好的太空奧德賽，或者說一部好的太空電影，通常是如何呈現的：他重復了無數遍“真實”;他多次提到為太空故事增設人類規則是一件多余的事，當人類在太空中，就已經不再是人類;打破種族、國界、人體溝通的藩籬，挑戰強大的地心引力，這些純粹的，奔向太空、再回歸母體的故事，令他百看不厭。

科幻在當下被賦予了很多現在時的意義。討論太空的作品越來越熱，關于太空的想象越來越多，而討論太空本身的，可能一整年只有幾個吸引眼球的事件。

離開廣闊的自然太久，普通人并不需要在意尺度在身邊的意義，一個人可以記清楚自己的腰圍和腳長，在日常生活中就足夠應用。乘坐飛機是普通人一生中最接近邊界的時刻。可能只有在飛翔的時候你才能意識到太空探索的意義——遠方有新的孤寂、新的狂歡與新的自由——而進入太空，意味著又一次人類種群的擴散。此刻地球是銀河系的“非洲”，偏僻的土壤上養育了一群自以為有靈智的碳基生物。他們試圖度過寬闊的虛空重洋，去尋找播撒新生命之地。

宇宙的尺度如此巨大，就算真的有三體人，等他到達地球也可能要幾百年的時間，在此之前，人群之中傳播的信息可能并非恐慌。大劉說，“更大可能是漠不關心。而漠不關心，比恐慌更可怕。根本不考慮以后那么長遠的事兒，根本不做任何準備。這也是一個危險。”

面對記者提出的“外星人應急預案”、“太空探索方案”，大劉先說“我只是一個寫小說的”，自己心目中沒有這樣的應急預案，但忍不住又說“這是一個專業問題”。

“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這句話被無數次引用到濫情的地步。但在虛擬空間之中一切口號式的行動并不能引發太空事業的真正啟動。“你要是嚴肅地去考慮這個問題，那就麻煩了。要構想國家層面、政府層面，一系列政治、經濟、法律各方面的運作，非常復雜。這就不是科幻的表達方式，實際上它會異常枯燥。”

訪談內容：

記者：如果現在是“中國科幻的黃金時代”，那么您預測這個時代會持續多久?為什么?

劉慈欣：會持續很久的。因為目前中國科幻受到注意，還只局限在文學方面。下一步，當中國科幻影視啟動，會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反過來也會帶動文學。當然我說的是“幾乎就是黃金時代”，并不是說“就是中國科幻的黃金時代”。它離真正意義上的黃金時代還差得很遠。它缺少黃金時代兩樣關鍵的東西：涌現出來得大量有影響力的作品、大批有影響力的作家。所以它并非是真正的黃金時代，只是有那個趨勢。但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記者：您最關心的科學領域是什么?宇宙探索排第幾?

劉慈欣：我最關心的還是最前沿的科學領域，比如物理學、宇宙學。這是人類進步最基礎的東西。我們首先得認識世界，才能改變世界。對世界的認識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最關心的是物理學。

記者：最近十年，在前沿科學領域，人類對世界的認知有什么進步嗎?或者說是共識更多了，還是認識更多了?

劉慈欣：進步一直都有。但是相對于本世紀初那樣一個物理學革命的時代，劃時代的發現不斷出現，今天的進步好像還是比較緩慢。另一方面，今天物理學最前沿的理論，變得離實驗、能證實的距離很遠。好比古希臘波摩柯基特的《原子論》，可能要2000年以后才能被證實。現在物理學的超弦理論就是這樣。要有進步確實很困難。

記者：很多關于外星人的謠言都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科幻黃金年代的產物。很多外星人是人類捏造出來的。您怎么應對這樣的懷疑?

劉慈欣：別說外星人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例確切證明地球之外還有生命存在的證據。所以我們談這些肯定是空對空的。有一種可能是，整個宇宙中，就地球上有生命，人類是一種極其偶然的現象。我畢竟不是科學家，是寫科幻小說的。我最關心的是從前沿的科學理論中，能夠得到什么故事資源。主要還是關心怎樣用它來產生好的故事，有更多好的創意。

記者：三體社區開通之后，我突然發現果然到了開發V裝具的時刻，各種虛擬現實工具都在研發中。您曾經嘗試過這樣的智能產品嗎?比如Oculus Rift，Kinect，各種智能手環……技術到位了，有可能會做 Threebody 這款游戲嗎?

劉慈欣：三體的游戲等不到那會兒，就會有人在做的。游戲的改編權已經轉讓了，游族游戲肯定會做這個游戲的。

記者：怎么看虛擬現實技術?我覺得這是讓人越來越宅的一種技術。大家都在低頭看手機，以后或許在家就能體驗到去太空的感覺了。人類會不會宅到無法離開地球?

劉慈欣：對對對，這確實是個問題。這個技術讓人變得越來越內向，整個文明變得越來越內向。我在虛擬現實里什么都能得到，包括你說的，我自己能給自己創造出太空體驗，能夠代替一切。這確實有可能是一個趨勢。我們越來越變成一種很內向的文明，而不是向外去開拓、去探索的文明。

記者：您會如何鼓勵大家走出去呢?

劉慈欣：最近我注意到一個事實，改變現代社會的有兩大技術，一是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另外一個就是航天技術。你可能不知道，這兩個技術他們真正意義上的誕生，相差不到一個月。1946年4月份，美國成立了“空天委員會”，德國來的馮布勞恩作為主任，這就是NASA的前身。四月的這一天，被看做是現代航天事業的開端。過了20多天，在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實驗室里，人類的第一臺計算機誕生了。

他們相距這么近，但是這兩項技術發展到今天，你看看他們的差別有多大。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整個世界，這毫不夸張。但航天改變的東西就太少了，幾乎沒改變太多東西。

這兩項技術有共同之處，都是在開拓未知的空間。網絡，IT技術開拓的是未知的虛擬空間;航天技術開拓的是已有的實體的宇宙空間。你看看現在，如果進入IT的虛擬空間，這是很容易的事兒，用不著什么成本，拿個手機就進去了，你現在想進航天開拓的空間，那是有明碼標價的，上一次國際空間站，2000萬美元。所以說這個技術差得太遠了。航天不能說對我們的生活一點沒有改變，但與互聯網對生活的改變相比，差得很遠。當初這兩項技術誕生的時候，一個人擁有一臺計算機，并不比他擁有一枚航天火箭要容易多少。價錢差不多。為什么現在差別這么大呢?

你看看現在從事航天的機構，中國是航天部，美國是NASA，日本是宇宙開發署。你再看看互聯網的機構，微軟、聯想、谷歌、淘寶……這一目了然：航天全是國家行為，IT全是民間行為。所以，要讓航天事業真正發展起來，讓人走出去，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人類的責任心、開拓精神或者是遠大目光上。歷史上沒有一件事是靠這些做成的。你得先讓航天事業的市場啟動起來，讓他們賺到錢。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可行的辦法就是航天事業民營化。民間蘊含著巨大的創造力，同時也蘊含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強大動力和欲望。像IT技術走向市場、走向我們生活關鍵的幾步，全是民營化搞出來的。

我陽泉一中的中學校友李彥宏在這一屆人大會上提出了一個提案，就是呼吁國家讓航天民營化。是不是百度真的打算進入航天呢?現在有一個很有趣的特點，航天民營化以后，你會發現IT技術、互聯網和航天有天然的聯系。美國那幾個民營化的大佬都是從互聯網領域出去的。

記者：怎么看西方民間的太空探索活動?比如Musk的spaceX?

劉慈欣：不管是國家的航天事業還是民營化的航天，本質上都是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那種投入大又沒什么產出的事業，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是不會去做的。而且相反，航天民營化后，追逐利益驅動的趨勢更明顯。國家還可以辦一個工程不掙錢，私人的話大概很難。所以說做航天的這些老板都有很有太空情懷的人。但是從他們的事業的性質來說，不可能做出那種真正的脫離經濟效益的探索。那種探索，我想現在只要經濟社會還存在有一天，那種大規模的探索和開拓很難啟動起來。

記者：只能是慢慢擴張吧?比如先到月球，然后火星，然后到更遠的地方。

劉慈欣：這個不是快慢的問題。如果賺不到錢，市場啟動不起來，永遠也不可能擴張。不是慢，現在是在往后退。現在我們邁向太空的步伐，還不如六十年代。

記者：Musk要在火星建無線網絡基站。

劉慈欣：所以互聯網和航天有著密切的聯系——都是需要創意、創新的領域。我們應該學IT發展起來的經驗，把它推向民間，推向市場，這是唯一的出路。那些更高大上的東西，什么人的責任心、遠見啦，從來指望不上。即便是60年代的航天高潮，也不是因為這些東西，而是源自人們的恐懼感，兩個大國相互之間顯示實力的需要。

記者：其實航天跟人類平時的生活關系并不密切，但他會有一些科研的成果會進入到人們的生活，比如材料什么的。

劉慈欣：和人類的生活關系不密切，是因為市場還沒有啟動起來。當初計算機和咱們的生活，比航天和咱們的生活還遠，那個搞大容量計算的，跟普通人有啥關系。以至于當時一個學者說，全世界有五臺大電腦，計算容量就夠了。但是航天和人類發生關系，是看得見摸得著的。

記者：比如說呢?

劉慈欣：一步一步地想，先想最直接的關系：太空旅游。現在大部分人去不起，前面說真正的太空旅游要2000萬美金，那肯定不行。便宜點的像SpaceX，20萬美金，那倒是不算太貴。但是只能失重狀態持續4分鐘半，有什么意思?太空旅游市場開拓起來，就會跟我們有一定的關系，但關系也不是說太大哈。

下一步的關系就大了，是能源。目前地球上的碳排放是個問題，如果把整個能源系統搬到太空去，在太空建立太陽能發電站，然后再用微波把太陽能傳回來，這個關系就大多了：我們每天用的電是從太空來的。

再下一步關系就更大了，北京的霧霾怎么治理?把北京周邊的污染企業都搬到太空去，那兒不怕污染。這個關系就越來越大了。

如果這三項做到了，那么整個航天市場就啟動起來了。那么下一步更大的就會去做。比如我們有可能在地球的軌道上建立太空城，人類可以在上面長期居住。再下一步，你可以移民月球、火星，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這一步一步，跟我們的關系就越來越緊密了。

記者：所以說，太空航天它真正啟動起來，與我們的關系可能會跟互聯網一樣密切?

劉慈欣：問題是現在這個市場，它啟動不起來。一個是政策問題，什么時候開放?還有一個客觀原因是航天事業要啟動市場要花的錢，比IT要多得多。它需要投入的原始資金要大得多。另一方面，它風險也大。做IT產業不會死人的，但是航天會死人的。但我覺得這個市場應該盡快地啟動起來。

記者：還是有可能邁向太空的。

劉慈欣：這次我去上海就遇到一個很年輕的公司，是做火箭的。但是他們的火箭不一定能發射到太空去，而且得到的政府支持很有限。和互聯網不同，太空民營化是需要政府去支持和扶持的，包括一些基礎的研究、基礎的政策和基礎的資金。

劉慈欣推薦：太空電影片目

這些許多年輕人聞所未聞的老電影，恰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規模空間探索的預告或總結。

《十月的天空》(October Sky)

1960年代，生活在美國煤礦礦區里幾個男孩子，在家門口發現蘇聯發射的第一顆人造衛星飛過美國的天空。正因為這一眼，改變了他們一生的生活軌跡：他們都對太空探索產生了興趣，其中有一個孩子后來成為NASA(美國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師。

大劉：“那個礦區和我小時候生活的環境很相似。”

《太空先鋒》(The Right Stuff)

第5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提名，展示了美國登月之前，美國航天員的真實生活，里面出現的都是真人。

《隼鳥號——遙遠的歸來》(小惑星探査機はやぶさ 遙かなる帰還)

生動呈現了2000年代日本發射小行星探測器的全過程，比如日本的航天工程師們怎樣控制這個探測器，怎樣解決各種各樣的故障，最后成功返回，在澳大利亞降落，也取到了小行星上的樣品。

大劉：“它對日本航天界的描述簡直生動。比如他們的控制室跟咱們中國的一比，簡直太寒酸了。椅子破破爛爛，地板都開裂了，就那么小小的一個控制室。但是日本的航天工程師們在這個控制室里面所完成的，是一個相當創新的項目。”

《突破二十五馬赫》(Space Camp)

可以稱之為美國版的《飛向人馬座》，1980年代末期曾在國內上映過。它雖然是科幻片，但就像《地心引力》一樣，里面并沒有幻想的技術。一幫中學生參加夏令營，到NASA航天飛機發射基地去參觀，有幾個調皮的孩子跑到航天飛機上去玩，黑客入侵航天飛機意外啟動，他們被發射到太空中去，再想方設法返回到地球。

大劉：“當時在國內上映，我看過兩遍，還是很感動的。”